携手绘就互联网美好未来******
作者：王禹欣
江南水乡展旖旎，屋衍风铃声悦耳。11月9至11日，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即将在浙江乌镇举行。人们相聚诗画长廊，共同为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献智献策。
11月6日，乌镇西栅景区景色迷人。光明网记者 潘迪摄/光明图片
非凡八年，成就斐然。作为全球互联网行业交流互鉴的年度盛会，世界互联网大会持续扩宽互联网新技术应用场景，有力推动我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不断创造全球网络空间合作的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彰显着新时期我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
世界互联网大会锚定了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的最新方向。八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积极探索前沿技术、重点孵育未来产业，见证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蝶变。从移动支付、大数据、智慧医疗，到5G/6G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展示着当前世界最顶尖的互联网技术创新成果，为全球网络信息领域发展树立“风向标”；“互联网之光”博览会，邀请全球知名企业开设主题展览展示、举办新产品发布会、人才相亲会，充分集聚人才、助力产业发展；“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广泛征集数字经济领域项目，激发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目前，世界互联网大赛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行业加强协同创新、促进行业发展的推进器，成为引领互联网产业发展方向的未来之光。
世界互联网大会搭建了网络领域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互联网领域的长远发展事关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以共商共进、共治共享为原则。八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着力搭建互联网高端对话合作平台，邀请来自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互联网领军企业代表、学界精英参会，围绕当前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核心议题共商全球互联网发展大计。今年7月，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参与主体间的深度交流与务实合作，有效助力全球互联网产业平衡发展、优势互补。
11月6日，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乌镇厅正在彩排。光明网记者 潘迪摄/光明图片
世界互联网大会为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擘画蓝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八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始终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秉持“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的核心理念，着力将网络空间建设成为全人类的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近年来，历届全球互联网大会发布《互联网发展蓝皮书》《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等概念文件、行动倡议，对国际复杂环境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改革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不断铸牢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构建网络空间国际新秩序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八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不断凝聚各方智慧共识，“乌镇之约”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数字经济交流合作的鲜明标识。当前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逆全球化思潮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交织叠加下，全球网络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唯有顺势而为、因势而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方能推动全球互联网产业发展行稳致远。
乌篷点篙，轻舟飞渡。相信在未来，世界互联网大会将继续深化各方合作、扩大战略共识，以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担当，铸牢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建国际网络空间新秩序，共同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更加和平开放、发展繁荣，携手绘就人类文明更美好的明天！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08日 09版）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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